濠上的友情：庄周与惠施，在现实社会的交集与思想世界的异同 ...

庄周生活在战国时期，是继承和发展了老子思想的道家代表人物，惠施是同一时期名家的代表人物，二人在分别阐释自己的思想主张过程中，进行了一次又一次辩论交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庄子·秋水》中的“濠梁之辩”。
在此次辩论中，庄周提出了“鱼之乐”，而惠施反驳“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周又驳之“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进而庄周又言“我知之濠上也”。通过简单的几句话，能反映出二人的性格特点和对待客观事物的态度：庄周乘物以游心，惠施循名而责实。

由二人的性格和对待学术的态度，决定了现实生活中的不同人生轨迹。虽然在现实社会中二人的生活状态有着明显差异，但因为二人在思想世界里有着共通之处，所以在他们看似言辞激烈的辩论背后，是二人可以坦诚交流的挚友之情。在惠施先于庄周去世后，庄周的悲叹最能体现二人的友情之深：

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与为质也，吾无与言之矣。（《庄子·徐无鬼》）

惠施一死，庄周感叹再没有可以说话之人，言外之意，应该是说，自己的高深思想，再没有人能够听得懂；也是在说，自己所要表达的观点，已不能在惠施之外的任何人那里获得共鸣。
惠施与庄周所建立的友情，与他们所生活的共同时代和地理交集有关，更与他们思想文化体系的共通有关，特别是二人在思想世界的共同性与差异化并存，对二人的思想体系形成，起到了互相推动作用。

庄周与惠施在活动地域和时间上的交集，是二人友情形成的外部环境因素。

不管庄周是不是楚庄王的后代，他的出生地，是在宋国蒙地，之后的生活区域，也集中于此。

宋之蒙人也。（《别录》）
庄子名周，宋蒙人。（《淮南子·修务训》）

再看惠施的出生地，也是在宋国，并且，在被罢免魏相之后，先去了楚国，又回到了宋国，也就与庄周有了多年近距离的接触。

惠子，惠施，宋人，仕魏，为魏王相也。（高诱注《吕氏春秋》）

• 在活动区域上二人同为宋国人，也就相当于现在所说的“老乡”，这种地缘上的同一性，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二人的亲近感。即便是惠施政治活动的主要舞台魏国，在战国时期也与宋国邻近，从而为二人的多次对话提供了地理便利。
  

比如庄周在《秋水》中的记载：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

庄周与惠施在魏国的这次见面，虽然庄周将惠施刻画成一个贪图名位的形象，但也正通过庄周对惠施的讽刺之语，表达了铮友间的关心。是宋国与魏国之间的地理相近，让庄周对惠施的这种关心得以实现。

• 在生活的年代上，二人也同在魏惠王、齐宣王时期。在这一时期内，有了共同的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大环境，才有了二人在思想辩论中的恣意自由，而且在这一时期呈现出的学术争鸣特点，是友好而相互交融的。
  

比如在齐宣王时期达到鼎盛状态的稷下学宫，就汇集了多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宣王喜文学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

比如驺衍是阴阳学派的代表人物，慎到、田骈、环渊、接子是黄老学派的代表人物，淳于髡是纵横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由稷下学宫而产生的友好交融学术氛围，为庄周与惠施建立起“学术式友情”提供了良好的大环境。

庄周“齐物”与惠施“天地一体”在思想上的同通性，是二人友情形成的内在追求因素。

惠施的思想得以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庄周。现在所能获知的惠施主要言论与思想认识，多来源于《庄子》。据统计，在《庄子》中提到惠施的文字，多达十四处，其中有九处完整记录了惠施与庄周的辩论内容，特别是在《庄子·天下篇》中，专门有一节是单独介绍惠施的思想学说。
庄周对惠施如此之高的关注度，充分说明了二人友情交往之深。进而在这种深刻的友情中，看出庄周对惠施思想学说的重视，甚而证明了庄周所代表的道家学说与惠施所代表的名家学说之共通共鸣。特别是惠施在阐释名家学说中融入的道家源脉，更使二人在某一思想维度上建立起共同的内心追求。

先看庄周的“齐物”内涵。在《庄子·齐物论》中，庄周提出了许多关于“一”的观点：

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
道通为一。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在这些观点中，有着万物齐一、彼我等同的主要思想内涵，即在主观认识不同事物本质的基础上，消除万物间的界限。这就是既承认世界是一个整体、又承认不同事物间互为转化的“齐物”观。
再看惠施的“天地一体”内涵。惠施的“天地一体”观点，认为物质世界是多样的，也是一体的，在不同的标准体系下，不同事物都能由“异”转为“同”，也就是成为相同的事物。

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庄子·天下》）

所以，在一定层面上，惠施的“同”，也就等同于庄周的“齐物”；惠施的“一”，也就等同于庄周的“一”。

• 并且，惠施对于庄周通过“虚静”“坐忘”而达到“齐物”的思想，是深表认同与推崇的。
  

比如在《庄子·则阳》中记载了惠施引荐戴晋人的过程，通过惠施对魏惠王说的话，可以看出其对戴晋人的推崇倍至：

尧舜，人之所誉也；道尧舜于戴晋人之前，譬犹一吷也。

连尧舜这样的上古帝王，在戴晋人面前，就如同吹“剑首”发出的微小声音与吹“管”发出的清亮音色之区别，从这种比喻可以看出惠施将戴晋人放到了怎样的高度。而戴晋人的“虚静”、“游心”思想，正是与庄子的“虚静”、“坐忘”思想相同。比如戴晋人对魏惠王说的话：

知游心于无穷，而反在通达之国，若存若亡乎？（《庄子·则阳》）

惠施所致力的名家思想，本就是对其他各家学派思想有所吸收融汇，比如墨家、法家等，尤其是深受黄老道家学术思想影响，由稷下学宫中黄老之学的思想优势可见当时的道家之影响；在惠施的这种思想构成与相关言论中，可以推论出他与庄周在“同”、“一”、“虚静”等内在追求方面的同一性。

庄周与惠施在思想学派上的差异性，在二人的友情形成中，通过不断思辩而发挥了互为推动提升的作用。

虽然庄周与惠施在对天地万物的认知方面，有着诸多共通点，但在现实生活实践中，二人又分别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从两条人生道路发生的多次交集中，又能看到两种思想的交流碰撞，也正是有了不断的交流与反思，才使得二人各自的思想体系得以不断完善。
《庄子》记载了二人的九次论辩内容，将这九次思想交锋的主题归纳起来，正是二人在探讨提升中形成的思想体系，主要包括：有用与无用、物我之异同、生死之异同、有情与无情等等。

比如关于有用与无用的主题，二人进行了三次辩论。通过这三次辩论中所列举的“大瓠”、“樗树”、“立足之地”等意像，可以看出二人在以同一意象为参照、以对方观点为参照而生发的思想闪光点，再以这些思想闪光点为对照，就能看到二人在不同现实生活实践中的理论依据。
以惠施谈论“大瓠”这一意象为例，他在与庄周进行辩论的同时，也将此次辩论生发的思想主张落实到施政理念中，从他的施政理念中，能看到其思想主张受到的庄周思想之影响。

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非不呺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庄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庄子·内篇·逍遥游》）

惠施认为大葫芦太大，所以反而失去了实用价值，成为无用之物；庄周则认为惠施的眼光还是停留于世俗的价值判断上，而应该顺应事物的自然属性来发现其价值。对于庄周提出的反驳与建议，惠施是接受的，而且将这种顺应自然万物的思想观念，融入其在魏国实行的顺应民心变法内容，从而使惠施的变法，在战国时代有着不同于其他诸侯国的“泛爱”特色，这是非常难得的。

惠施在魏国的变法内容，大体可概括为“去尊”、“偃兵”、“治农夫”等，这些变法主张，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皆善之”，也就是顺应了民心。

惠子为魏惠王为法，为法已成，以示诸民人，民人皆善之。（《吕氏春秋》）

惠施在魏国为相十余载，他在政治舞台上一贯坚持的原则，就是减少战争对民众的伤害，让民众能够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获得生存自由，这种为政思想，应是受到了庄惠辩论的影响，与庄周一贯主张的顺应自然万物生长规律是一致的。

匡章谓惠子曰：“公子学去尊，今又王齐王， 何其到 ( 倒 ) 也？”……惠子曰：“今可以王齐王 , 而寿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爱子头也 ，何为不为？”（《吕氏春秋》）
张仪欲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荆，而惠施欲以齐、荆偃兵。（《韩非子 》）

惠施所倡导的徐州相王、所致力的停止齐、楚攻伐，都是从民众的生存利益出发，而不同于李悝、商鞅变法是出于维护统治者利益的第一出发点。

也正因为惠施在战国时代的这种独特人格魅力，才让庄周将其作为唯一可以畅所欲言的朋友，并将挚友的言论详加记录。
同理，也正因庄周在战国纷乱时局中，能够始终保持深邃透彻的视角，透过迷雾看清事物本质，才让惠施在政治迷途中，得以在庄周这位诤友的诘问与警劝中得以反观自己，从而使自己的思想认知与执政理念得以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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